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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高頻經濟數據表現看來，今年台灣景氣熱絡，加以股市久違地站博客來書店網路書局穩萬點、政府與企業承諾加薪等情勢，似乎展現出令人欣喜的局面。但多數民眾對景氣熱絡的反應相對淡定，產生景氣熱、民情冷的明顯溫差，令執政者頓時不知應如何幫整體民情加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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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從更宏觀的角度診視溫差的來源，則可發覺長年來政府制定經濟政策規劃時，所依據的四大重要假設─全球商品貿易將持續深化、台灣自然資源雖貧瘠但擁有充沛的高品質人力資本、有效率的政府，以及穩定的政治環境等，都已產生質變，執政者卻忽視或當真無知地，依舊攀附著這些已站不住腳的假設，循例規劃經濟政策，台灣經濟自然無法大步前進，甚至因為總是下錯處方吃錯藥，而被經濟成長低迷纏身。
那麼，到底政策的前提假設錯在哪？首先，要探究全球商品貿易將持續深化之前，必須先認知到當代的全球化可拆分為商品貿易、跨境資料傳輸，以及跨境金融活動三大面向來看。手持行動裝置革命後，人們透過Google、Facebook、Twitter等資訊平台，便可掌握全球絕大多數地區發生的事情與訊息，如2014年全球跨境數據及通信流量已是2010年的4倍之多。而各種跨境投資工具的普及，也讓投資人跨境投資變得更容易，2010～2016年全球跨境資本移動占GDP比已達7.1倍，致使多數人推論全球化的整體趨勢不會逆轉。
相形之下，金融海嘯後，全球商品貿易成長減慢，除了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工資快速上漲，與已開發國家生產成本拉近的因素外，還有全球化持續擴大貧富差距，促使許多民主國家的民粹主義勢力大增，帶起貿易保護聲浪，使國際間的貿易障礙愈來愈多。Global Trade Alert資料即顯示，2009～2017年全球新增超過4,000個貿易障礙。單就美國總統川普就任近1年來，簽署與貿易相關的18個行政命令中，就有14個與貿易障礙有關，顯見從商品貿易的面向看來，全球化的深化腳步有倒退之虞。
麻煩的是，台灣政府對全球化的認知與努力，仍聚焦在商品貿易是經濟成長與發展「捷徑」的階段，以致於遭到國際顧問公司麥肯錫點明數位化競爭力不足，台灣在多個銀行業競爭力近似指標的排名，更持續落後，可知當全球化深化的內涵已轉變成以跨境資料傳輸為首要、跨境金融活動居次，商品貿易相對弱化的情況下，台灣的全球化思維卻反其道而行，一廂情願地守著在商品貿易上的「自身優勢」，不思提振數位化及金融業的競爭力。台灣在新型態全球化中敗下陣來，恐只是時間問題。
其次，面對嚴重的人才外流問題，政府仍自視「高品質人力資本充沛」，並未積極有效地解決低薪困境，使勞動市場不具有未來性，頂尖的高品質勞動力紛紛遠走他鄉。主計總處統計顯示，國人赴海外工作的人數從2009年的66.2萬人，提高到2015年的72.4萬人，且以具有高度活力、創造力的25～39歲青年人最多，高學歷者占比更高達72.5％。同時，國內嚴重的低薪環境，讓高品質的海外專業人士毫無來台誘因，2016年只有3.1萬人外籍專業人士來台，形成「入不敷出」的人才空洞化趨勢，也讓台灣缺乏能夠帶領產業轉型的火車頭人才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即便政府真能制定出方向正確的產業政策，也缺乏能夠貫徹與執行的能力。倘若要為台灣「平均」素質還算高的勞動市場，以及嚴重低薪的環境下個註解，只怕台灣人力資本為「高CP值」，而非「高品質」的形容更貼切，亦是政府年年喊轉型，實際效益卻有限的主因之一。
至於，政府制定經濟政策時，依然假定台灣擁有一個有效率的政府、處於政治環境穩定的狀態，就更令人無言了。不只國際間對這兩項假設高度存疑，如世界競爭力論壇（WEF）的《2017～2018年全球競爭力報告》，明確點出在台經商的前二大問題，就是政策不穩定、限制性勞動法規，而政府官僚機構效率低下、政府不穩定位列第4及第7。德國ifo的調查亦指出，缺乏對政府經濟政策的信心是台灣經濟的三大問題之一。就連國內民調結果也顯示，民眾對政府機構普遍缺乏信心。但執政者卻如鴕鳥般，一味地認為台灣政府效率相對較高與政治穩定，遂在不考慮是否有環境與能力執行下，不顧輕重緩急的推出「多項」政策，陷入多做多錯的困境，並消耗人民對政府僅存的信任感，加大政治不穩與反對勢力阻礙政策推動的力道。此時，縱有方向正確的政策或解決多重結構性問題的措施，也很難不成為政治惡鬥的祭品。
由此可知，在經濟運行的根本假設發生質變，政府卻仍循舊例制定各種政策，台灣經濟自然走不出經濟成長低迷、政府政策無效率，與民眾信心流失的溫水煮青蛙困境。也難怪2018年仍有偏快的全球景氣順風車可搭，主要預測機構卻對明年台灣經濟成長率比今年低有著高度「共識」。
(工商時報)
7D2376AD76A722D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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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麼，到底政策的前提假設錯在哪？首先，要探究全球商品貿易將持續深化之前，必須先認知到當代的全球化可拆分為商品貿易、跨境資料傳輸，以及跨境金融活動三大面向來看。手持行動裝置革命後，人們透過Google、Facebook、Twitter等資訊平台，便可掌握全球絕大多數地區發生的事情與訊息，如2014年全球跨境數據及通信流量已是2010年的4倍之多。而各種跨境投資工具的普及，也讓投資人跨境投資變得更容易，2010～2016年全球跨境資本移動占GDP比已達7.1倍，致使多數人推論全球化的整體趨勢不會逆轉。
相形之下，金融海嘯後，全球商品貿易成長減慢，除了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工資快速上漲，與已開發國家生產成本拉近的因素外，還有全球化持續擴大貧富差距，促使許多民主國家的民粹主義勢力大增，帶起貿易保護聲浪，使國際間的貿易障礙愈來愈多。Global Trade Alert資料即顯示，2009～2017年全球新增超過4,000個貿易障礙。單就美國總統川普就任近1年來，簽署與貿易相關的18個行政命令中，就有14個與貿易障礙有關，顯見從商品貿易的面向看來，全球化的深化腳步有倒退之虞。
麻煩的是，台灣政府對全球化的認知與努力，仍聚焦在商品貿易是經濟成長與發展「捷徑」的階段，以致於遭到國際顧問公司麥肯錫點明數位化競爭力不足，台灣在多個銀行業競爭力近似指標的排名，更持續落後，可知當全球化深化的內涵已轉變成以跨境資料傳輸為首要、跨境金融活動居次，商品貿易相對弱化的情況下，台灣的全球化思維卻反其道而行，一廂情願地守著在商品貿易上的「自身優勢」，不思提振數位化及金融業的競爭力。台灣在新型態全球化中敗下陣來，恐只是時間問題。
其次，面對嚴重的人才外流問題，政府仍自視「高品質人力資本充沛」，並未積極有效地解決低薪困境，使勞動市場不具有未來性，頂尖的高品質勞動力紛紛遠走他鄉。主計總處統計顯示，國人赴海外工作的人數從2009年的66.2萬人，提高到2015年的72.4萬人，且以具有高度活力、創造力的25～39歲青年人最多，高學歷者占比更高達72.5％。同時，國內嚴重的低薪環境，讓高品質的海外專業人士毫無來台誘因，2016年只有3.1萬人外籍專業人士來台，形成「入不敷出」的人才空洞化趨勢，也讓台灣缺乏能夠帶領產業轉型的火車頭人才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即便政府真能制定出方向正確的產業政策，也缺乏能夠貫徹與執行的能力。倘若要為台灣「平均」素質還算高的勞動市場，以及嚴重低薪的環境下個註解，只怕台灣人力資本為「高CP值」，而非「高品質」的形容更貼切，亦是政府年年喊轉型，實際效益卻有限的主因之一。
至於，政府制定經濟政策時，依然假定台灣擁有一個有效率的政府、處於政治環境穩定的狀態，就更令人無言了。不只國際間對這兩項假設高度存疑，如世界競爭力論壇（WEF）的《2017～2018年全球競爭力報告》，明確點出在台經商的前二大問題，就是政策不穩定、限制性勞動法規，而政府官僚機構效率低下、政府不穩定位列第4及第7。德國ifo的調查亦指出，缺乏對政府經濟政策的信心是台灣經濟的三大問題之一。就連國內民調結果也顯示，民眾對政府機構普遍缺乏信心。但執政者卻如鴕鳥般，一味地認為台灣政府效率相對較高與政治穩定，遂在不考慮是否有環境與能力執行下，不顧輕重緩急的推出「多項」政策，陷入多做多錯的困境，並消耗人民對政府僅存的信任感，加大政治不穩與反對勢力阻礙政策推動的力道。此時，縱有方向正確的政策或解決多重結構性問題的措施，也很難不成為政治惡鬥的祭品。
由此可知，在經濟運行的根本假設發生質變，政府卻仍循舊例制定各種政策，台灣經濟自然走不出經濟成長低迷、政府政策無效率，與民眾信心流失的溫水煮青蛙困境。也難怪2018年仍有偏快的全球景氣順風車可搭，主要預測機構卻對明年台灣經濟成長率比今年低有著高度「共識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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